《紅豆生南國》是當代作家王安憶創(chuàng)作的中篇小說集,,首次出版于2017年6月。
該小說集共收錄《紅豆生南國》《向西,,向西,,向南》《鄉(xiāng)關處處》三部中篇小說,三部小說分別發(fā)生于中國香港,、紐約和上海,,講述了生活在這三個城市的“都市移民”的故事,從而表現(xiàn)了人物的青春,,愛與孤寂,。
2018年5月31日,《紅豆生南國》獲第二屆京東文學獎(中國作家作品),。
他:《紅豆生南國》中人物,。他是養(yǎng)母用“三百斤番薯絲”買來的,這“三百斤番薯絲”的價值令他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耿耿于懷,,直到他和養(yǎng)母要一起去菲律賓尋找養(yǎng)父時,,大船擱淺,他差點丟掉性命,。而這一次劫后余生也冥冥之中將這對母子徹底帶去了異鄉(xiāng)——香港島,。他在異鄉(xiāng)慢慢長大,讀愛國學校,,偏愛戴望舒,、徐志摩,還有林徽因,,也愛香港氤氳集散的天空,。在這里,他認識了妻子,,也組建了家庭,,雖然這段婚姻在阿姆去世后最終瓦解,,但夫妻二人并非形同陌路,也都在尋找著復合的可能,,卻也更愿意遵從內心選擇,。也許是沒有了家庭牽絆,也許是中國人認祖歸宗的傳統(tǒng)不自覺地膨脹,,他選擇回歸閩南故里找尋生母。
月娥:《鄉(xiāng)關處處》中人物,。月娥是一個從紹興農村到上海的外來打工者,,在班車上,她惦念著留守在家的丈夫五叔和兒子,、媳婦,,想到了極遠的終了,還是要回來面對現(xiàn)實,,對即將開始的上海的異鄉(xiāng)生活仍存在著衣食住行的多方焦慮,。在上海,月娥盡其所能地跟上此處的快節(jié)奏,,與時間賽跑,,輾轉多個主雇家,,給“外國女婿”一家做保姆,,在商場做保潔,,幫同鄉(xiāng)頂工。許多東家的形貌都在輾轉中日漸模糊,,只有投宿的爺爺一家讓月娥感到了久違的舒心,。
徐美棠:《向西,向西,,向南》中人物,。徐美棠在紐約經營中餐館,她的“準丈夫”福建人得了重病需要換肝,。小說結尾,,她和陳玉潔在在美國西部的南岸加州圣迭戈以南,共同經營了一個餐館,,生意還算紅火,。
陳玉潔:《向西,向西,,向南》中人物,。陳玉潔是一家外貿公司的公關經理,,因工作的緣故在上海與漢堡兩地往來頻繁。二十年前,,迫使陳玉潔和丈夫脫離體制自主創(chuàng)業(yè)的動因是住房局促,,后來她和丈夫的事業(yè)在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夾縫中左右逢源,賺了錢,,買了高檔社區(qū)的商品房,,因為女兒高中畢業(yè),要去美國讀大學,。在女兒的慫恿下,,陳玉潔準備在美國買房,在美國穩(wěn)定下來,,沒想到丈夫的背叛讓一切變成了白日夢,。
《鄉(xiāng)關處處》:上海巷弄中,鄉(xiāng)下女人月娥輾轉于城市和鄉(xiāng)村之間,,不論是在上海做鐘點工的生活,,還是年節(jié)時回鄉(xiāng)下,她都一樣地將生命過得踏實而歡騰,。她快速融入城市,,也能很快回歸鄉(xiāng)村。在月娥眾多東家中,,只有投宿的爺爺一家讓月娥感到了久違的舒心,。爺爺年輕時也有叱咤風云的日子,曾做過明膠工廠的廠長,,只是后來陷入三角債中,,差點深陷囹圄,晚年雖不富裕,,但也到了兒女反哺的時節(jié),,生活過得不至拮據,月娥的加入也為其安然無虞的生活平添了色彩,。月娥在爺爺家養(yǎng)了一只通體雪白,、耳朵異色的貓,月娥疼愛這只貓,,所以當爺爺得了濕癥和哮喘時,,爺爺女兒執(zhí)意要把貓送人時,月娥據理力爭,,留下了這只貓,。在月娥節(jié)前返鄉(xiāng)前最后一次帶著同鄉(xiāng)們和爺爺聚會,她和這些同鄉(xiāng)們一樣,已非當年剛從鄉(xiāng)下來的,、兩手空空的“異鄉(xiāng)人”,。小說結尾,月娥帶著那只貓回到了農村,。
《紅豆生南國》:他自幼家貧,,被親生父母以“三百番薯絲”換給了養(yǎng)父母。養(yǎng)母帶著六歲的他偷渡到南洋去尋養(yǎng)父,,卻落腳在了香港島,。日子艱苦,養(yǎng)母的愛濃烈又粗暴,,可養(yǎng)母供他讀書受教育,,他得以成人,娶妻生子,,看上去,生活得跟別人并無二致,??伤麖奈从羞^片刻安穩(wěn)踏實的歸屬感。從風云激蕩的五六十年代到人心棲遑的世紀末,,他在香港度過了童年與青春,;經歷了學運、戀愛,、婚姻,、喪母、離異,、尋親等一系列浮沉,,一晃眼已是中年。他忐忑,、猶疑,、對生恩與養(yǎng)恩孰輕孰重難以抉擇,他心思細密,,卻行為被動,,懷抱濃情與美德,卻無法給予也不敢收受,,只能相思,。他自我放逐般出門旅行,行至寶島臺灣最南端的墾丁,,看見了叢叢簇簇的紅豆,,俗稱“相思豆”。心驚之余,有如大夢初醒,。
《向西,,向西,向南》:陳玉潔和徐美棠,,兩個萍水相逢的女人卻有著共同的生活路線:她們經不同途徑移民至柏林,、至紐約、至加州——她們的人生與情愛也隨著時間和地理的變遷推演起伏,。
王安憶,,1954年出生于江蘇南京。1969年初中畢業(yè),,1970年赴安徽插隊,,1972年考入江蘇省徐州地區(qū)文工團,1978年調回上海,,在《兒童時代》社任編輯,。1987年進上海作家協(xié)會任專業(yè)作家,2004年調入復旦大學任中文系教授,。著有小說集《眾聲喧嘩》《雨,,沙沙沙》《尾聲》《流逝》《小鮑莊》,長篇小說《69屆初中生》《黃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父系和母系的神話》《長恨歌》,,散文集《蒲公英》《仙緣與塵緣》等,。其中《本次列車終點》獲1982年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流逝》和《小鮑莊》分獲全國優(yōu)秀中篇小說獎,,《長恨歌》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
《紅豆生南國》講述了男主人公自移入香港之后所展開的人生歷程。在這部小說里,,王安憶在延續(xù)自身重于描寫個體經驗和日常生活創(chuàng)作觀念的同時,,不再局限于對男女情愛的表現(xiàn),而是從人與人的實際關系中抽出了一個超越于愛情,、親情等情感形式之上的詞語,,即恩情,以此表達出她對世態(tài)人情的理性思考和對倫常的再解讀,。小說在主體層面上說的便是人與人之間所存的“施恩和報恩”的關系,,“我”的大半個人生就陷入了應對種種恩情的境遇中:養(yǎng)母之恩,生母之恩,,妻子之恩及其他女性所給的愛情之恩,,并時刻想著報恩,懷著感激的態(tài)度對待一切人事,?!岸髑椤笔峭醢矐泴τ谌伺c人之間,甚至人與世界之間關系的解讀。
“情與愛”作為香港的城市精神一直漂浮于王安憶對香港的寫作中,,《紅豆生南國》中,,王安憶不僅視“情與愛”為“香港”的精神內涵,還將之擴展為一種超越具體情感形式的“有情”屬性,,與“我”的性格內容有了契合點,。“我”的“有情”恰恰是“香港”這座城市于市井層面中有情有義的體現(xiàn),。另一種是二者都形成了“離鄉(xiāng)——歸鄉(xiāng)”的命運結構:被賣的“我”跟隨著阿姆離開內地進入香港,,后來又從香港回到了內地尋找生家,“香港”也同樣走過了因被侵占而離開故土后又“九七回歸”的歷程,。如果說,,文藝報刊上開辟的“故鄉(xiāng)情”一欄寄托著“我”自身所懷有的“離鄉(xiāng)和歸鄉(xiāng)”情感,那么,,這種“故鄉(xiāng)情”實質上不僅僅是“我”的情感,,還是香港人的,是香港這個城市的,。進而言之,,“我”和“香港”也共同面臨著自我身份認同的問題。這源于精神內涵和歷史命運方面的同構性使得“我”的命運和心理不再具有純粹的獨立性,,而是變成了對一座城市的鏡像式演繹,進而造成的結果是小說在寫“我”的人生歷程時常會發(fā)生“越界”,,使得原本作為歷史背景存在的“香港”變得異常凸顯,,從而“溢出”成為了文本的書寫對象與意義所指。
《向西,,向西,,向南》中,陳玉潔,、徐美棠在域外萍水相逢,,“向西,向西,,向南”是她們一路遷徙的人生路線,,她們在“異鄉(xiāng)”回望“原鄉(xiāng)”,“原鄉(xiāng)”的根捆綁著兩個在“異鄉(xiāng)”掙扎的靈魂,,鄉(xiāng)愁被轉換為因積極尋求更好的生存空間而產生的情感支撐,。兩個人在“異鄉(xiāng)”的自我救贖與自我實現(xiàn),最終實現(xiàn)了對“異鄉(xiāng)”由對峙到認同的情感過渡,?!多l(xiāng)關處處》則將鏡頭探入王安憶熟悉的上海巷弄,以小人物月娥波瀾不驚的生活照見城市與鄉(xiāng)村的對峙融合。
王安憶在該小說集中,,以極其細膩,、平緩的基調呈現(xiàn)出“原鄉(xiāng)”與“異鄉(xiāng)”的具體圖景,借助“原鄉(xiāng)”與“異鄉(xiāng)”的雙重視閾,,關注徘徊于“原鄉(xiāng)”與“異鄉(xiāng)”之間的都市移民個體的生存現(xiàn)狀與精神世界,。小說集中“原鄉(xiāng)”與“異鄉(xiāng)”的一種打破二元對立的、和解的,、良性的交流,,是一種從對峙走向融合的認同關系。最初的對峙來自于人們初到“異鄉(xiāng)”的物質局促與精神困頓,,而作者并未將筆觸停留在這種困境之中,,而是在“異鄉(xiāng)”感受到挫敗和艱難時依舊能夠堅強地走下去,最終能夠在積極地與“原鄉(xiāng)”融合時,,坦然回望“原鄉(xiāng)”的嶄新姿態(tài),,在“異鄉(xiāng)”落地生根,以理性開放的文化身份找尋到了“原鄉(xiāng)”與“異鄉(xiāng)”交匯的最佳著力點,。
《鄉(xiāng)關處處》描寫了保姆月娥,,實際上,鐘點工,、保姆和護工已經構成了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當代小說對他們的描寫數量不多,方式和結論也就幾種,。王安憶的描寫,,既是單個獨特的人的刻畫,又是為這個人所處的社會結構賦形,,難得的是,,這兩種動機在小說里互相成全和生發(fā),而不是互相貶損,。小說涉及種種社會問題,,如鄉(xiāng)村的“空心化”,然而月娥的活力,、耐力和樸素識見本身是自鄉(xiāng)土中長出,,也正是這種活力、耐力和樸素識見,,填充進了城市,,對城市的運轉至關重要,由此也使鄉(xiāng)土和城市建立起新的關系,。在月娥們的現(xiàn)實中,,上海符號化的存在變得不再重要,,它就是一個通過千千萬萬的勞動者的遷徙而成就了的空間。令人感動的是,,無名者的“生計”同時也創(chuàng)造出了他們自身的個性與面貌,,一種真正的人物的個性自由因此而誕生。
“香港”這一元素在《紅豆生南國》里的重要性遠遠高于一般情況下的城市書寫,,因為它在成為人物活動背景的同時也成為了小說的寫作對象,,雙重角色使它獲得了一種可超越于人物而獨立生成意義的地位。此時,,這里的“香港”便類似于《香港的情與愛》《長恨歌》里的“香港”和“上?!薄Q言之,,《紅豆生南國》對城市的想象既抓住了香港城市的精神實質,,又將城市的歷史轉化為人物的命運,從而以人物的“有情”人生實現(xiàn)了對“香港是有情的”這一定義的詮釋,,以人的命運遭際和心理變動推展開了“香港”回歸前后的歷史及其精神世界,。
《人民日報》:初讀這幾部新作,書頁里凸現(xiàn)的依舊是人們熟悉的王安憶綿密從容的風格,,其文筆精致老到,,幾入化境。她拋棄了冗長,、重床疊架的歐式語句,,多用平易樸實的短句,圓熟中透出樸拙,,使全篇增添了幾分古典白話小說的神韻氣象,。昔日杜甫評價庾信的詩句“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筆意縱橫”,,用在她身上也是合適的,。
《華商報》:王安憶在《紅豆生南國》中,,用她的文字,,帶讀者重新發(fā)現(xiàn)人性中的善良和溫情。
2016年年中,,王安憶受邀去紐約訪學半年,,沒有日常瑣事打擾的日子里,,她寫出了《紅豆生南國》和《鄉(xiāng)關處處》,,同時構思了《向西,向西,,向南》,,回國后于2016年10月27日完稿于上海,。《紅豆生南國》是王安憶自20世紀90年代初寫作并出版《香港的情與愛》后,,又一次寫發(fā)生在香港的故事,,她稱創(chuàng)作初衷是“為了寫一寫人世間的一種情”。
出版時間 出版社 ISBN 版本備注
2017年6月 人民文學出版社 978-7-02-012626-2 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