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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地介紹

一、固原北朝,、隋唐墓地的歷史文化內涵

固原北朝,、隋唐墓地的建造時間為公元6～7世紀,歷經(jīng)北周、隋,、唐三個王朝,。該墓地的考古發(fā)掘始于1982年,到2004年共發(fā)掘北周及隋唐時期大、中,、小型墓葬50余座,其中著名的墓葬有北周墓3座,、隋墓1座、唐墓6座,。該墓出土了大量蜚聲中外的反映絲綢之路文化交流與民族遷徙的珍貴文物,典型器物有鎦金銀瓶,、玻璃碗、金戒指,、鐵刀,、東羅馬金幣、薩珊銀幣,、寶石印章,、瓷器、銅器,、壁畫等,還有能夠體現(xiàn)墓主人身世的墓志及其兩具歐羅巴人即白種人的骨架,。出土文物內涵豐富、博大精深,具有不可比擬的歷史,、考古,、民族與藝術研究價值。

公元4～7世紀是沙漠綠洲絲綢之路的繁榮昌盛時期,長(安)―涼(州)之道的北路途經(jīng)寧夏境內190多公里,形成了著名的“蕭關古道”,而固原就是古道上的咽喉重鎮(zhèn),貢使、商賈,、僧侶往來頻繁,、絡繹不絕,諸多民族遷徙、文化交流,、宗教傳播多源于此,。固原北朝、隋唐墓地中出土的眾多中西亞器物和受其風格影響的器物,如13枚薩珊金銀幣及其仿制品,展現(xiàn)源于希臘,、羅馬文化藝術風格的巴克特里亞金屬制品――鎦金銀瓶,來源于伊朗高原薩珊玻璃系的凸釘裝飾玻璃碗,微雕生命樹母題并刻有中古波斯銘文的寶石印章等,以及手握或口含金銀幣的葬俗,證實了絲綢之路沿線文化傳播的興盛和文化交流的發(fā)達,。尤其是出土的7盒史氏與安氏墓志,記載了隋唐間活動于中亞索格底亞那的粟特人即“昭武九姓”人中的史氏流寓原州的事實。粟特人以擅長經(jīng)商而聞名于世,公元3~8世紀,他們沿著絲綢之路從撒馬爾干到長安一線建立了諸多商貿點和定居聚落,操縱著絲綢之路上的國際商貿活動,。有些也躋身于官宦之列,生活在原州的粟特史姓人就是“因宦徙居”,他們均擔任原州的中上層官員,。墓地的發(fā)現(xiàn),證明了這里是絲綢之路沿線粟特人在中國境內的重要聚居點,也為研究絲綢之路沿線粟特人華化和民族交流提供了實物資料。經(jīng)鑒定,唐墓中出土的兩具人骨架頭骨的顱面形態(tài)具有白種人的特征,史籍中關于粟特人面貌的記述有歐羅巴人種特征,。依據(jù)體質人類學的研究結果,把歐羅巴人分布的最東界從新疆東部的哈密地區(qū)推進到了寧夏南部的固原地區(qū),具有特別的意義,進一步說明絲綢之路上原州人種分布的多樣性,。

北朝時期,固原是著名的北方軍鎮(zhèn)之一,這時又逢絲綢之路興旺和暢通的重要時期。固原西南郊成為古人埋葬的理想之地,不乏高官在這里營造大型墓葬,。迄今已發(fā)掘北朝時期墓葬十幾座,其中北周大型墓葬3座,即柱國大將軍、原州刺史李賢夫婦合葬墓,原,、鹽,、靈、會,、交五州諸軍事,、原州刺史宇文猛墓,柱國大將軍田弘墓。這3座權臣的墓葬呈東西一線并列分布,自李賢墓到宇文猛墓距離為1.72公里,宇文猛墓到田弘墓距離為0.67公里,。營造時間前后相距10年,宇文猛墓造于北周保定五年(565),李賢墓造于北周天和四年(569),田弘墓造于北周建德四年(575),。這些墓葬中出土了大批蜚聲中外的文物,尤以鎦金銀壺、凸釘裝飾玻璃碗等國寶級文物而著稱,。

隋唐時期的著名墓葬主要有粟特人史姓墓葬6座,即大隋正議大夫右領軍驃騎將軍史射勿墓(隋大業(yè)五年,公元609年),大唐故左親衛(wèi)史道洛墓(唐顯慶三年,公元658年),大唐故朝請大夫平?jīng)隹ざ嘉臼匪鲙r與夫人安娘合葬墓(唐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唐游擊將軍,、虢州刺史、直中書省史訶耽墓(唐總章二年,公元669年),唐司馭寺右十七監(jiān)史鐵棒墓(唐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唐給事郎蘭池正監(jiān)史道德墓(唐儀風三年,公元678年),。還有一座非史姓的大周處士梁元珍墓(唐圣歷二年,公元699年),。另外,南塬上的諸多唐代中、小型墓葬,其中唐M29中的兩具人骨架,為男女合葬,經(jīng)人骨鑒定,均為白種人,。

固原北朝,、隋唐墓地具有深刻的文化內涵,見證了絲綢之路上的中西文化交流。南北朝時期,是絲綢之路的興盛期,大量帶有或受中亞與波斯風格影響的西方文化向東傳播,而原州及固原正處于這條傳播路線的中心位置,原州的考古發(fā)現(xiàn)把地中海,、伊朗高原,、蒙古高原、黃土高原、朝鮮半島,、日本海島緊密聯(lián)系起來,。戎裝甲胄、佩刀,、金銀玻璃器皿,、貨幣等中西亞文物在北魏、北周墓葬中出土,便是有力的證據(jù),。這些隨葬品中,部分器物來自中亞和波斯地區(qū),或受其文化影響,。北周李賢夫婦墓中有4件器物來自中西亞。鎦金銀壺是一件具有薩珊風格的中亞制品,是希臘化對巴克特利亞地區(qū)影響的產(chǎn)物;凸釘裝飾玻璃碗是典型的薩珊朝制品,其上凸起的凹球面裝飾在帕提亞,、薩珊時期的伊朗高原上一度很流行;鑲寶石金戒指,戒面藍色寶石上微雕手執(zhí)弧形花環(huán)的裸體人物,其母題來自薩珊,它的原產(chǎn)地是薩珊或中亞某地;銀裝鐵刀的佩系方法,是公元5世紀時西土爾其斯坦發(fā)明,約在公元6世紀傳到我國,并逐步取代傳統(tǒng)的式佩系法,后又經(jīng)過中國傳入日本,。另外,李賢墓、宇文猛墓,、田弘墓中出土的具裝甲騎俑和武士俑,、吹奏樂俑及出土的伎樂壁畫,反映出來自中西亞樂舞的影響。墓葬中出土的東羅馬金銀幣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又一重要實物見證,。

隋唐間是絲綢之路的繁榮昌盛時期,隋唐墓地中出土了一批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文物,再現(xiàn)了固原的絲路重鎮(zhèn)地位,。史射勿墓中出土的一枚金戒指,正中原鑲有寶石,這種鑲寶石戒指是中亞、西亞傳入的,。史訶耽墓中出土的藍色寶石印章,在寶石上雕刻圖案的做法,流行于傳入中國的西方文物,其上的銘文屬古波斯的帕勒維文,是薩珊王朝的一種祈禱文,。出土的石門門額刻有聯(lián)珠紋,內填怪獸,聯(lián)珠紋起源于薩珊,在中亞地區(qū)流行后東漸傳入我國,在我國流行的時間有限,初唐以后即衰落。史道德墓中出土的金覆面,獸面金飾,、動物紋圓形金飾等器物,均表現(xiàn)出西亞,、中亞風格。覆面的葬俗與波斯和中亞的覆面習俗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其中額飾上半月形間托一圓形,圓形或表示太陽,與西亞,、中亞崇拜日月的習俗有關,。墓地中發(fā)現(xiàn)口含金幣的葬俗與中亞地區(qū)有著密切聯(lián)系。東羅馬金幣出土時均放置在墓主人頭部,史道德墓中出土的金幣含在口中,。這種口含金幣的埋葬習俗與古希臘神話有著聯(lián)系,。據(jù)說,人去世后要到遙遠的地獄世界,靈魂要由赫爾墨斯領至冥界的門口,再由卡戎用渡船運過斯蒂克斯河,人們要付給卡戎擺渡錢,而希臘人把這種錢置于死者的口中,后來羅馬人沿襲了這一習俗。20世紀后半期在中亞地區(qū)發(fā)掘的從公元1～8世紀的許多墓葬中,都見有死者口含或手握金銀幣的現(xiàn)象,而在古希臘墓中發(fā)現(xiàn)含幣的習俗比中亞地區(qū)要早的多,約從公元前5至4世紀開始,。中國境內古代乃至近現(xiàn)代均流傳有死者口中含玉或含珠的葬俗,但沒有死者口含錢幣的習俗,。固原史系家族墓中發(fā)現(xiàn)的這種葬俗,無疑是他們保留祖上在中亞的埋葬習俗。不難看出,從北朝至隋唐間,隨著中西文化交流的發(fā)達,絲綢之路上商賈絡繹不絕,各種西亞,、中亞的習俗,、遺物源源不斷流傳到中國,固原作為絲路關隘要塞重鎮(zhèn),發(fā)現(xiàn)諸多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遺物就是自然之事了。尤其史系家族本身作為中亞粟特人的后裔,又是絲綢之路上的權臣,充當經(jīng)貿往來,、文化交流的中間媒介是情理所在,從另一方面也證實了隋唐間發(fā)達的中西文化交流,。

二、固原北朝、隋唐墓地的普遍價值

固原北朝,、隋唐墓地彰顯了人類的創(chuàng)造精神,體現(xiàn)了中國傳統(tǒng)的造塋理念,。古人選擇地勢平坦、視野開闊,、背山面水的理想之地作為死者靈魂的安息之所,。該墓地背靠白馬山,面臨清水河,塬地開闊,環(huán)境優(yōu)美,符合中國堪輿學中的風水觀。大型墓葬的構建,盛行長墓道,、多天井,出土的諸多壁畫,鎮(zhèn)墓俑,、出行儀仗俑、侍仆舞樂俑,、庖櫥用具等器物,一方面象征墓葬具有模仿主人生前居所的完備形式,體現(xiàn)多進院落的風格,另一方面說明死者靈魂仍然能夠享受生前的飲食起居與榮華富貴,。這正是古人視死如生美好愿望的真實反映。墓地中大型墓葬流行長墓道,、多天井的做法,無論是庶人還是品官,墓葬中都有3～7個不等的天井,這種現(xiàn)象在同一墓地中出現(xiàn),十分罕見,。而該墓地中多天井的出現(xiàn),與這里的地質條件密切相關,充分考慮了黃土的失陷性特征。在營造墓葬時,容易塌陷,不適宜構筑長坡洞墓道,所以在長斜坡墓道上開鑿天井,以滿足古人在構建大規(guī)模墓葬上的禮儀需要,。長墓道,、多天井的墓葬形式,是長時間演變與創(chuàng)新的結果。另外,墓葬結構的明顯特征就是墓道與天井上寬下窄,這樣既便于施工,節(jié)省勞動時間,又有利于穩(wěn)定結構,反映了隋唐間人們的埋葬思想,。墓地中大型墓葬的深度距地表均有10尺左右,符合隋唐間的造塋制度,。隋唐時,墓葬距地表的深淺,皆有丈尺,并規(guī)定若干吉尺。墓地中發(fā)掘的隋唐時期的8座大型墓葬,有4座深度屬吉尺,有4座非吉尺,但誤差均在1尺以下,若考慮換算誤差,、水土流失等因素,埋葬深度應該是按照堪輿吉尺而衡定的。

固原北朝,、隋唐墓地體現(xiàn)了4～7世紀絲綢之路繁盛時期寧夏段上的中西文化交流,、商業(yè)貿易、粟特民族徙居與融合的事實,對研究中古時期絲綢之路沿線寧夏段發(fā)達的文化,、商業(yè)貿易及粟特人甚至歐羅巴人華化產(chǎn)生了最重大的影響,展示了文化與民族的多元性,。墓地的發(fā)掘,在學術界與考古界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這些大型墓葬的主人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是統(tǒng)治王朝的權臣,曾在絲綢之路沿線重鎮(zhèn)擔任要職,對確保絲綢之路的暢通無阻發(fā)揮過重要作用,可以說,他們是著名的絲路人物,。墓地中出土的眾多中,、西亞文物絢麗多彩、內涵豐富,、風格獨特,、精美無比,再現(xiàn)了絲綢之路一線文化交流由西向東逐漸傳播的過程以及對絲綢之路沿線商業(yè)貿易所產(chǎn)生的重大影響。墓地中出土了大批珍貴壁畫,是北朝隋唐間墓葬壁畫的一大發(fā)現(xiàn),。北周時期的李賢夫婦合葬墓在墓道,、過洞、天井、甬道,、墓室繪有手持或肩扛儀刀的武士,、門樓、侍女等內容的壁畫,宇文猛墓僅存第五天井東一幅武士圖,田弘墓在墓室及甬道繪有壁畫,隋史射勿墓在墓道,、天井,、過洞和墓室繪制手持儀刀的武士、手持笏板的文官,、門樓,、侍女等內容的壁畫,唐史索巖墓保存有第五過洞上方的一幅朱雀圖。這些壁畫內容豐富,、繪制水平較高,尤其是北周墓中的壁畫,人物面部畫法與敦煌西魏北周窟中的人像面部畫法近似,說明當時原州與敦煌地區(qū)的畫工集團之間存在著某種交流,并填補了西魏至北周壁畫史的空白,是北朝畫跡的重大發(fā)現(xiàn),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隋史射勿墓是一座大型壁畫墓,為隋代考古所稀見,豐富了這個時期墓葬壁畫的內容,藝術價值極高。

墓地中發(fā)現(xiàn)了隋唐時期“昭武九姓”之一的史系粟特人家族墓葬,出土7盒墓志,即《隋正議大夫右領軍驃騎將軍史射勿墓志》,、《唐故左親衛(wèi)史道洛墓志》,、《唐故朝請大夫平?jīng)隹ざ嘉臼匪鲙r夫婦墓志》、《唐游擊將軍,、虢州刺史,、直中書省史訶耽墓志》、《唐司馭寺右十七監(jiān)史鐵棒墓志》,、《唐給事郎蘭池正監(jiān)史道德墓志》,反映了絲綢之路上的民族遷徙與交融,。這些墓志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不僅記載了墓主人的生平事跡,而且從墓志記載分析可知,墓葬的主人屬中亞粟特僑民,即中亞“昭武九姓”之一的史姓,他們是沿著絲綢之路一線逐步遷徙落籍固原的,并擔任地方中高級官職。更重要的是,這為研究當時落籍固原的史系家族及粟特人東遷后的許多歷史問題提供了實物資料,。墓地中還有諸多下層人士的無墓志記載的小型墓葬,體現(xiàn)了墓地擁有人群的多樣性,。墓地中展示的葬俗,不論是上層達官,還是下層人士,也不分中國的漢民族與外國粟特僑民,墓葬形制均使用墓道洞室墓,一律實行土葬,葬俗完全本土化,充分說明了不同人種在同一地區(qū)生活的趨同化,也表現(xiàn)出了文化從多元向一體交融發(fā)展的過程。

固原北朝,、隋唐墓地的深厚文化內涵,為曾經(jīng)發(fā)達的絲綢之路文明和已經(jīng)消逝的粟特民族及文化傳統(tǒng)提供了特殊見證,。恢弘龐雜,、貫通中西的絲綢之路,已被現(xiàn)代文明程度更高的柏油坦蕩之路取代,昔日駝鈴聲聲的商隊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疾馳往來的各種車輛,。只有沿線遺留的古跡、遺址,、城垣,、墓地見證著絲綢之路的輝煌與偉大,訴說著絲綢之路上曾經(jīng)發(fā)生的一切。該墓地便是一例,靜謐的墓地,拂去歷史的塵封,揭開神秘的面紗,顯示出了絲綢之路上發(fā)達的文化交流,、商業(yè)貿易與民族遷徙融合的事實,為北朝隋唐間中西文化交流,、人種的多樣性和外國僑民的華化提供了獨特而又特殊的見證。墓地中出土的文物,尤其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文物,反映出絲綢之路上商貿的繁榮,使得中西亞各種奢侈品源源不斷運來,并留在了絲路重鎮(zhèn)固原,有些伴隨著主人到了靈魂世界,仍相廝守,。同時,該墓地是中國境內發(fā)掘的規(guī)模最大的中亞粟特人墓葬群,不啻為粟特人創(chuàng)造的文明和已經(jīng)消亡的粟特人提供了特殊見證,。隋唐時期,中國史籍把活動于中亞地區(qū)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索格底亞那地區(qū)的粟特人統(tǒng)稱為“昭武九姓”,即康國,、何國、米國,、史國,、曹國、石國,、安國,、火尋、戊地九國,。流寓中國的粟特人,均以國為姓,素以善于經(jīng)商著稱于世,利之所在,不遠千里,他們通過絲綢之路來往于中亞與中國之間,進行國際商貿活動,且擔當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傳播者,。固原發(fā)掘的史系家族墓葬便屬“昭武九姓”之一的史姓。墓葬中出土的墓志及相關文物,是研究史系家族以及其他外國僑民在中國境內生活狀況的珍貴實物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