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在山前傍崖接樓,,興建資圣寺,至本世紀60年代被拆除,。唐代造像中較著名的有阿彌陀佛為坐佛,,高4米,其右手施說法印,,赤足踏蓮,,刀法簡練,衣紋線條流暢明快,,刻技精湛,。在造像左側崖壁刻有:“敬造……佛像一龕,弟子鄭仲發(fā)愿,,合家清健無病災……造上件功得,,并沐以汽,廣明元年十月一日”,。千手觀音造像高8米,,造型端莊,氣勢恢宏,,在造像右側崖壁上刻有南宋“淳熙三年”(1176年)題記,。
佛教故事圖:有大小造像150尊,像高5—30厘米不等,,鑿造人物形態(tài)各異,造型精致,,栩栩如生,,儼然一處世俗化的袖珍石刻畫廊。翔龍山造像體現(xiàn)出各個歷史時期雕刻造型藝術風格,,具有重要的藝術價值,。該處造像中如阿彌陀佛,、天王等造像,,上身與石壁分離,下體與壁相連近似圓雕的手法,,是研究沱江中游唐宋石刻造型藝術的重要資料,。
翔龍山現(xiàn)留存有清代至民國時期的摩崖題刻9幅,,其時代雖然不長,,但集篆、隸,、揩,、草于一壁,字體多樣,,風格迥異,,書法、詩文俱佳,,著名的是張大千先生早年重書的明代趙貞吉詩碑,。
這塊詩碑高154厘米,寬82厘米,,鑿于崖壁之上,。書法風格沿于魏體,,結構不求嚴整,而呈參差有數(shù),,筆勢穩(wěn)健善變,,書體飄逸瀟灑,是大千先生1921年從日本回故鄉(xiāng),,年僅23歲應資圣寺住持果真之請所書,。是國內迄今為止發(fā)現(xiàn)的張大千先生的書法碑刻作品,與晚年作品照應,,是研究張大千先生書法演變之珍品,。
張大千先生同時還為原資圣寺大門外右側、翔龍山左腳下的一石坊大門柱書寫了一副對聯(lián)并勒石,,現(xiàn)遺留下一根青石聯(lián)語殘柱《書聯(lián)柱》,。
《書詩碑》“是一處張大千青年時期留下的墨跡,,是研究張大千書法藝術成長、發(fā)展,、演變的重要墨寶?!?920年時,張大千先生被二哥張善子“押”回內江與曾正蓉成親,,至1921年底仍住內江,。在這期間,他不時與內江名士相聚于資圣寺內,,飲茶擺龍門陣。其中就有在資圣寺桃源書屋教授的內江名老塾師羅仲武先生,。羅仲武先生學識淵博,,教學有方,內江名人韓文畦,、李仲權,、堯文藻、雷禹三等都是他的學生,。在辛酉年(即1921年)十月時,,資圣寺主持釋果直請張大千先生書寫了趙貞吉詩,并勒石于摩崖石刻群處坐佛左邊的重建崖碑上,。同時,,還由羅仲武先生撰了“與奇石作兄弟,好鳥作朋友,;以白云為藩籬,,碧山為屏風”的對聯(lián),請張大千先生書寫,,并勒石于山腳下從左手面沿斜坡上石級丈許的石坊大門兩旁柱上,。張大千先生因此在翔龍山留下了兩處書跡石刻。從《書聯(lián)柱》上的書法看,,筆者以為其價值可以說大于《書詩碑》的書法,,更值得研究。主要的特點是《書聯(lián)柱》書法較《書詩碑》書法更率意飄宕,,充分體現(xiàn)了張大千先生早期書法風貌及個性,。
《書聯(lián)柱》全長172厘米,寬34.5厘米,,厚19厘米,。其上文字為下聯(lián),,聯(lián)文是“云為藩籬 碧山為屏風 ”,奪“以”字,;題款是“歲辛酉十月 羅仲武撰 大千居士爰書”,。聯(lián)文文字長12至14厘米,、寬11至14厘米間不等,,書體幾同《書詩碑》,為《瘞鶴銘》,、《鄭文公碑》風格和其師曾熙,、李瑞清筆法。其中的“風”字作“■”,,此字是《康熙字典》所無的,,而是出自《魏皇甫驎墓志》中,。該墓志北魏延昌四年(515年)四月刻,,清咸豐年間出土于陜西戶縣。其鐫刻頗精,,采用單刀法,,線條纖細秀麗,勁健峻拔,,字體端正生動,,俊逸典雅,內含隸書遺韻,,為另一風格的魏碑墓志,。由于該墓志出土比較晚,當時影響不大,。張大千先生采用此字形,,表現(xiàn)出一種新面目,也說明他對魏碑的博采,?!稌?lián)柱》真正奇特處卻在題款上,就整個署款文字書法而言,,篆,、隸、草,、楷并用,,還有合文,也是《書詩碑》中不見的特點,。在這些似乎“雜體”中,,表面看有些不合規(guī)矩,,實則表現(xiàn)出張大千先生的豪爽和率真?zhèn)€性,以及早期從篆隸和魏碑入手學習書法的情況,,在個性中集諸法于一處而得到統(tǒng)一,。張大千先生在翔龍山留下的《書聯(lián)柱》書法與同時書寫的《書詩碑》書法的嚴肅面目比較,也能夠表現(xiàn)出藝術性所在,,研究張大千先生早期書法當以《書聯(lián)柱》書法更具價值,。還有,《書聯(lián)柱》石刻工藝優(yōu)于《書詩碑》,,《書聯(lián)柱》石刻工藝是平底,,即刻出的聯(lián)文字底是平的,技術要求更高,,而《書詩碑》不是,。筆者分析以為《書詩碑》是直接在崖碑上刻的,字也更小,,操作不易,,工藝水平相比就不容易精到;《書聯(lián)柱》是在放平的石柱上刻字,,可以達到更高的工藝水平,。